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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起源考證

2019-01-11 10:25:25 255人 已讀

摘要  本文從灸法的起源、灸材的發展歷程和艾的灸材主體地位確立時間等方面對艾灸起源進行了文獻考證與合理推斷,初步推測艾作為灸材使用出現在戰國中期,約公元前 300 年左右,到戰國后期和秦漢之間時,艾作為灸材的主體地位穩定下來。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夏循禮,副教授,研究方向:本草文獻與本草文化,本草藥物功效作用及其物質基礎。

 

艾灸,也稱艾灸療法,是以艾絨為灸材,熏烤人體穴位來調整人體的生理或病理過程,從而達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種中醫療法。艾灸療法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發明,主要利用“溫熱刺激”,針對患者經絡穴位治療疾病的手段之一,有溫陽補氣、溫經通絡、消瘀散結、補中益氣等作用,廣泛用于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五官科等疾病。關于艾灸的起源,即艾絨作為灸材對患者施灸理疾療病的開端,始于何時,則醫籍藥典不見明文記載,本文試以經典文獻為考證依據,嘗試分析推斷艾灸的起源。

1 灸法的起源

灸法是與穴位(腧穴)相關的,穴位是怎樣發現的呢?

朱欽士有一個很有趣、也很有啟發的推測[1] :牙痛是一件很令人煩惱的事。在遠古的生活條件下,牙痛會更加折磨人。如果有一天,我們祖先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三角區受傷出血(這是很容易發生的)。為了止血,他會對出血處進行按壓。出乎他的意料,這一“按壓”使他的牙痛減輕了。這個位置,就是后來稱為“合谷”的穴位。那時候我們祖先的食物粗糙混雜,衛生條件又不好,吃壞了東西肚子疼是常有的事。如果有一天,我們祖先的膝蓋前外下方受傷出血(這也是腿部最容易受傷的部位之一),他去“按壓”止血,突然發現他的肚子疼減輕了。這個位置就是“足三里”穴,也是效應最強、現在使用最多的穴位之一。所以我們可以推測,穴位的發現,也許就是從這兩個效應最強、又處在最容易受傷位置的兩個穴位“合谷”和“足三里”開始的。它們所對應的,也正是我們祖先最常見的病痛(牙痛和肚子痛)。所以它們最有可能首先被發現。

按壓身體的某個特定部位(穴位)能減輕身體其他某處部位的病痛,這在醫療條件幾乎不存在的古代,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發現,它為我們的祖先提供了一個有效而又簡易的治病方法。同時,這也是思想上的一個飛躍。一旦我們的祖先認識到“按壓”某些位點能鎮痛,他們就會繼續去探索,尋找更多的鎮痛點,就會發現更多的穴位。

灸法的起源,應該稍晚于或者接近于穴位的發現時期,在人類掌握用火之后。火既可使人類躲避猛獸的侵襲,可以熟食,又可抵御嚴寒酷冬的惡劣氣候。可能的情況是:我們的祖先在用燒熱的(有時也可能是太陽曬熱的)卵石取暖的過程中,發現熱的卵石貼近或者抵觸在身體的某些特殊的部位也如同“按壓”一樣,有減輕或消除某些病痛的效果。這也許就是“灸”的開端。與“按壓”和針刺穴位一樣,這種治病方法簡單易行,在古代的原始條件下就能施行。

穴位發現和“灸法”起源的過程,如同人類社會許多其他發現一樣,既充滿了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穴位發現和“灸法”起源的年代,大概還沒有發明文字,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系統的醫學思想,它是人類社會廣泛的、原始的勞動生活與醫療實踐的開端。經過漫長的、持續的勞動生活與醫療實踐,中國醫學思想和理論慢慢形成,在后世眾多醫學家的探索與整理下,凝練成了中國醫學的寶庫之一——經絡和針灸。后世醫家和醫書所描述的灸療灸法源于傳承與發展。例如《左傳》所載[2] :成公十年(公元前 581年),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緩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此處“攻”即是灸法,“達”是針刺法,“藥”為湯藥之類。)又如《素問?異法方宜論》曰[3] “北方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

2 灸材的發展歷程

“灸法”開端之時和繼后的一段時期,“灸材”(施灸的器材)可能以卵石、石塊之類的石材為主。卵石經久耐用、取材容易、攜帶方便,加熱之后的卵石溫

度較高時可以隔著衣物熨燙穴位,稍微冷卻后也可以直接抵觸穴位,達到很好的效果。后世醫學經典所謂“針砭”的“砭”應該就是針灸之初的一種原初狀態,細條狀的砭石對穴位的按壓既可能是針法,也可能是灸法,特別當砭石正好受過熱而有一些溫熱效果的時候,砭石的作用方式很有可能是“針”、“灸”難分或者“針”、“灸”皆有的。

但是卵石之類的石材作為灸材的不足之處也是比較明顯的:溫熱不勻,剛加熱之時溫度較高,時間稍長又溫度太低;最主要的不足之處在于溫熱不能持久,因而療效也就常常得不到保障。因此,尋找、試驗更好的灸材,也就自然成為灸法接下來的醫療實踐與探索主題了。

從《黃帝明堂灸經》以及《針灸資生堂》等的相關論述可知,先后嘗試過的灸材有各種樹木、竹材等。如《針灸資生堂》引《下經》說[4] “古來灸病,忌松、柏、枳、橘、榆、棗、桑、竹八木,切宜避之,有火珠耀日,以艾承之得火,次有火鏡耀日,亦以艾引得火,此丸皆良,諸藩部落用鑌鐵堦石,引得火出,以艾引之。凡人卒(猝)難備,即不如無木火,清麻油點燈,燈上燒艾點灸是也,兼滋潤灸,至愈不疼痛。”

從上文可知,包括“松、柏、枳、橘、榆、棗、桑、竹”八木在內的大量木材、竹材應該都作為灸材試驗過,才得出了此“八木”“切宜避之”的結語。同時,從上文還可以推斷,在“古來”時期,人們對于灸療的“火種”來源還曾經一度迷信過,以“火珠耀日、火鏡耀日”而“艾承得火、艾引得火”為良,只是諸多不便,后來才發展認識到“清麻油點燈”、“燈上燒艾點灸”也可達“至愈不疼痛”的良好療效。

作為灸材,除了溫熱品質,還有一些物理特性需要考慮:以手持握,要有一定的長度,有一定的支撐作用,因此最初可能在樹木、枝條等方面選取和嘗試。當然,灸療最主要的特征還是灸火的溫熱與持久,這是最終選取艾葉作為灸材和把艾葉揉搓為艾絨制成艾柱、艾條來施灸的主要原因。因為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見,不難發現它的溫熱品質和物理特性這兩方面的優點。艾灸的出現,或者艾與灸療的邂逅只剩下一個“結合時點”的問題,應該得益于“古來”廣大勞動人民和醫家在日常生活和醫療實踐上的積極探索與偶然(也是必然)發現的完美結合。

3 艾灸的起源考證

灸療的發現或者發明不是必然以艾作為灸材的,而艾卻天然是最好的灸材。

艾與灸療是什么時候開始結合的呢?艾在作為灸材使用之前,可能已經長時間地作為火種在使用了。因為艾火燃燒均勻,延時長久,攜帶方便,具備成為一種良好的火種的各項品質。艾作為火種使用,可以從《博物志?卷四?戲術》的記載[5]推測:“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則得火。”這可能也是艾又名“冰臺”的緣由。火種在“古來”勞動人民和社會各階層廣泛使用。艾灸有可能發端于懷揣火種的某個人,突然發生了某種病痛,此病痛已經知道是適于灸法治療的,而他一時無從獲得當時流行的灸材來施灸,就靈機一動地用隨身攜帶的“艾絨火種”進行灸療處置,發現其良好的灸療效果,因而傳播推廣開來。

當然,艾灸(即艾作為灸材實施灸法療疾)的起源我們不能僅憑想象,需要從艾的各種文獻記載、特別是醫籍藥典來考證與解析推斷。

《詩經?王風?采葛》(《王風》約為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720 年期間作品)篇載[6]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采葛》全文提到三種植物,即葛、蕭(東晉郭璞注云“蒿”)和艾,此三種植物,皆為古時和現代南方地區常見常用之物,葛可績麻織衣,蕭(蒿)可采作燒柴,艾為芳香之品,掛在戶窗庭院,可以辟邪,還可以夏季澆湯洗澡,潔膚解乏。這些習俗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沿用。從《采葛》詩文不能確鑿推斷此時艾作為灸材使用。即使如漢代毛亨所注“艾所以療疾”也不能推斷艾就是作為灸材使用,因為艾本身也是一味“古來”本草藥物;由于《王風》所處的時代,醫巫不分、亦醫亦巫、巫中有醫的狀況是存在的,戶窗庭院懸掛艾葉作為“取象比類思維模式[7] ”的“驅邪、避邪”的“取象”來使用,艾葉藥用就是用于避邪驅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現代醫學實驗證明艾葉的揮發油確有消毒殺菌、防治疫病的功效,這是后話了,在《王風》所處的時代是沒有認知到的。

《離騷》 (屈原生活于約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有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8]這里把“艾”與“幽蘭”進行比較,并且分別使用的是“服”“艾”和“佩”“幽蘭”的用詞,說明艾是作為香草來使用的。盡管艾不是屈原這種士大夫很欣賞的幽蘭之類的佩飾物,但常見諸其詩篇,是廣大勞動人民喜愛和佩飾的一類“民間”香草。所以屈原在五月初五投汨羅江死后,楚地民眾設端午節以紀念他,并且集中在端午節當日采艾以祭祀他,以至于后世發展形成了端午日采艾為艾葉采擇的最佳時日的習俗。此外,后世楚地民俗“懸艾人,戴艾虎,飲艾酒,食艾糕”可能是由此逐漸衍生、發展出來的。這些文獻與艾作為灸材沒有直接聯系,和《詩經》記載一樣,表明艾葉是當時上至士大夫、下至百姓民眾習用常見的一種物材。

《莊子?雜篇?讓王》(莊周生活于約公元前 369 年至公元前 286 年)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記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9] 此處之“熏艾”不可解為“艾灸”之義,而是因為艾燃燒后煙霧易散、氣味濃烈之故,用之以驅使王子搜從丹穴出來。不過從此處可以推測,熏艾可能在此時已經比較常見和常用,比如夏天驅逐蚊蚋、春夏之交預防時疫等。但是,知曉燃艾煙霧和氣味的特征,是否來自于艾灸,或者來自于“熏艾”(燃燒艾葉或艾絨,以其揮發性成分的藥用功效療疾,比如皮膚疾病、各種有害微生物致病的時疫等)經驗,就不能妄自揣測了。

《孟子?離婁上》(孟軻生活于約公元前 372 年至公元前 289 年)有“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的辭句[10] 。從此處只能得出艾治療久病之癥的功效得到了廣泛的承認,而不能直接得出艾為灸材、艾灸治“七年之病”的結論。不過,我們可以從艾的藥用和灸用特性來推測:此處艾是作為灸材使用而以艾灸療疾的表述。艾為一年生草本植物,三年之艾,不是生長三年的艾,而是采摘后儲存了三年之久的陳艾。艾灸以陳艾為佳也是醫家共識,現代也有相關實驗證明。艾灸長于沉疴,所謂“七年之病”當為沉疴,正是艾灸所長。這一點,也可以從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得到佐證:“凡用艾葉,須用陳久者,治令細軟,謂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則傷人肌脈。故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1]

《五十二病方》(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期)中記載了兩個用艾治病的醫方:①治穨方[12] ,取枲垢,以艾裹,以久(灸)穨者中顛……②治胊癢方[12] ,燔其艾、蕈……令煙熏直。這兩個用艾的醫方,對艾的使用不同,前者為灸法,即艾灸;后者為熏法,用藥物燃燒,以煙霧“熏蒸”患者病灶處。灸法和熏法有區別,灸法針對穴位施灸治療,病灶在同一經脈(或絡脈)上的某處;熏法直接針對病灶部位施治。這是最直接、也是最早記載艾灸的文獻記載。在《五十二病方》中還有“以蒲灸治疣方”記載[12] ,說明這個時期除了以艾作為灸材以外,其他的灸材(比如蒲)也在同時使用。

《靈樞?經水》(成書時間約為戰國后期至秦漢時期)有“其治以針艾”條文[3] 。所謂“其治以針艾”,意謂“用針灸進行治療”。在這里,直接以“艾”指稱“灸法”,表明艾作為灸材的主體地位基本得到確立,應該不再存疑。后世盡管還發展出了懸線灸、藥灸等灸療療法,但都只是一種補充,并不影響艾作為灸材施灸療的主體地位。

基于上面的文獻考證和分析,艾灸起源的時間基本可以推測在戰國中期,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經過戰國后期的發展,到秦漢之時,艾作為灸材的主體地位得到確立。這個推測可以通過孟子的“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五十二病方》的“治穨方”和“以蒲灸治疣方”以及《靈樞》的“其治以針艾”形成一個基本完善的“證據鏈”。

4 艾灸的起源不必等同于艾的本草記載時間

關于艾灸起源和艾的本草起源問題,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爭論或者困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艾的灸用(即艾作為灸材使用)和艾的藥用(艾作為本

草藥物單用或者組方使用)。這兩個問題都糾纏在《神農本草經》沒有收錄“艾”,而直到本草經典著作《名醫別錄》才收錄“艾”。因為這個緣由,有些人甚至臆測《神農本草經》的“白蒿”可能是“艾”的誤用或者混用。但是只要仔細辨析“白蒿”和“艾”的性味功效主治[13],[14] ,便不難作出結論:白蒿與艾不是同一種藥物。

考究艾灸的起源需要明確一個基本問題:艾灸的起源不必等同于艾的本草記載時間。理解這個問題要區別艾的三重“身份”: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灸療灸材、本草藥材。“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之用可見于“火種”、以及上述《詩經》《莊子》和《離騷》等作品中;“灸療灸材”之用可見于上述《孟子》《五十二病方》和《靈樞》等著述中;“本草藥材”之用可見于《五十二病方》和《傷寒雜病論》的“芎歸膠艾湯”和“柏葉湯”等醫籍中[15] 。艾的三種不同功用的出現可能分屬于不同的時期,“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最為原古,在使用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和發展了艾的某些特征和功效,開始成為灸療的灸材并逐漸占據主體地位,同時也展示出其藥用價值,并且出現在古代本草著作中的某一種或者某幾種中,在陶弘景編纂《名醫別錄》時被收載進入。而當艾的三種功用都被發現以后,其藥用、灸用與日常使用(香料等)是可以在同一時期并存、各自分別使用的。

《神農本草經》不收錄“艾”不能成為否認艾的本草屬性的證據。首先,成書早于《神農本草經》的《五十二病方》載藥名 247 個,只有約半數藥名見錄于《神農本草經》,其余近半數藥名不見錄于《神農本草經》[16] 。可知《神農本草經》沒有收錄成書時所知的所有藥物,編撰者有所選取,只是擇錄了當時主要的、基本的藥物 365 種。其次,《神農本草經》是一部藥書,當然收錄重要的、主要的藥物,而艾此時主要作為一種灸材使用,“藥”味并不厚重,沒有選入《神農本草經》也能理解。再次,《名醫別錄》的成書時間和艾葉藥用的時間并不一致,艾葉藥用的時間要早于《名醫別錄》的編纂時間。《名醫別錄》收錄的古時名醫在其所處時代的各種本草著作中增錄的藥物,其中有一些藥物在古代文獻中是與《神農本草經》藥物共存的。《神農本草經》收載了古時各種本草著作中的 365 種常用藥,其他的藥物因為不同的原因,沒有進入。陶弘景對這些沒有進入《神農本草經》的藥物進行整理,編纂成《名醫別錄》。因此,其所收載的藥物的藥用時間要早于其成書時間,有些甚至與《神農本草經》收載的藥物的時間是相同的,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14]。

 

參考文獻

[1]朱欽士·經絡現象縱橫談(一)[EB/OL].[2011-08-10].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2158-473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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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晉?張華.博物志(外七種)[M].王根林,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

[6]金啟華.詩經全譯[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149,163.

[7]張焱.黃帝內經史話[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3:4.

[8]戰國?屈原.楚辭[M].林家驪,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25.

[9]莊子今注今譯[M].陳鼓應,注譯.北京:中華書局,2009:796.

[10]孟子[M].萬麗華,藍旭,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154.

[11]明?李時珍.本草綱目[M].柳長華,柳璇,校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493.

[12]尚志鈞.《五十二病方》用藥方法概況[J].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6,6(1):41-42.

[13]尚志鈞.《神農本草經》校注[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67.

[14]粱?陶弘景.名醫別錄(輯校本)[M].尚志鈞,輯校.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15]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M].羅哲初,手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154,161.

[16]尚志鈞.《五十二病方》與《神農本草經》[C]//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會.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第二輯.長沙:湖南中醫學院,1981:78.

 

 

 

(原文刊載于《中國中醫藥圖書情報雜志》2014年8月第38 卷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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