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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溫通作用的理論探討

2019-01-11 10:27:52 252人 已讀

摘要  從艾灸治病的特點、適應證和效應特點等方面闡釋了艾灸溫通作用的理論基礎,艾灸以溫熱刺激為起始動因,以疏通經絡為作用機制,以溫促通是艾灸產生諸多治療效應的主要機制。總結出艾灸溫通作用存在強弱和緩急的差異,并對臨床應用作了初步的探討。

作者簡介  張建斌(1967-),男,副教授。研究方向:針灸理論的現代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南京210046;王玲玲,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南京210046;胡玲,安徽中醫學院;常小榮,湖南中醫藥大學;吳煥淦,上海中醫藥大學。

 

 

艾灸療法是以艾葉或者艾絨為主要材料,點燃后在體表穴位或病變部位燒灼、溫熨,以達到預防保健和治療疾病為目的的一種外治方法。艾點燃后的溫熱刺激,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人體體表的特定部位,并通過經絡等作用,產生局部和遠隔部位的效應。相對于針刺治療,艾灸治療中的溫熱刺激是其產生療效的主要特性和原因之一;與針刺治療一樣,疏通經絡是其所產生諸多治療效應的主要作用機制。因此,溫通是艾灸治療的主要作用之一。本文試就艾灸溫通作用的理論基礎,作一系統概述和探討。

1 艾主百病,灸為用

艾是艾灸治療的主要原料,又名冰臺、艾蒿、醫草等。《名醫別錄》記載“艾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一方面提示了艾草在溫灸治療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提示艾灸治療的適應證廣泛。概括起來,艾灸的適應證主要包括寒證和非寒證。

1·1 “寒則熱之”是艾灸治療的第一原則

灸法是《內經》時代最主要的治療方法之一,源于北方,主要針對寒證而立。如“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臟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從北方來”(《素問·異法方宜論》)。故有“今風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素問·玉機真藏論》)的記載,原文指出風寒侵犯人體,出現痹癥、麻木、腫痛、瘛等病癥,是灸法的適宜病癥。故“寒則熱之”當為艾灸治療的第一原則。“寒則熱之”也體現了先民對抗性治療的思想。故明代王肯堂著《證治準繩》有“中寒”一節,其中指出“中寒之癥,身體強直,口噤不語,或四肢戰掉,或灑灑惡寒,或翕翕發熱,或卒然眩暈,身無汗者,寒毒所中也……亦可灸丹田穴,以多為妙”[1]。

寒證的主要病理特點是“凝滯不通”。寒主收引凝滯,可以導致經絡氣機的不通和(或)不暢,出現諸多癥狀和病癥,故溫灸治療主要針對了“寒凝不通”病理環節而發揮作用,通過“溫通”作用而達到治療效應。由此可見,寒邪侵犯人體,病狀種種,可一灸了之,關鍵即在“溫通”作用。而《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載“痹癥、麻木、腫痛、瘛”等諸艾灸適宜病癥,都存在經絡不通的病理機制。

1·2 艾灸治療非寒性疾病

雖然艾灸來自寒冷的北方和源于治療寒證,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艾灸治療的范圍早已超出了寒證。就《內經》記載,還包括傷食、膽病、體重煩冤、癲狂、敗疵等內臟病、外科病、神志病。后世醫家更是進一步拓展應用范圍,如王燾《外臺秘要》記載,溫灸還用于內科疾病,如傷寒、天行、溫病、霍亂、瘧疾等傳染性疾病及內科常見病;外科方面還包括癰疽、癭瘤、痔疾、腳氣等癥;以及婦科疾病、兒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口腔疾病等臨床各科,涉及寒、熱、虛、實諸證多種疾病。

除寒證外,溫灸還可以治療熱性疾病。盡管漢代張仲景《傷寒論》提出“熱證忌灸”說,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影響了灸法在熱證中的應用,但是古今臨床一直都有溫灸治療熱證的實踐。如唐代孫思邈有“五臟熱及身體熱,脈弦急者,灸第十四椎與臍相當五十壯。老小增損之。若虛寒,至百壯,橫三寸間灸之”[2](《千金要方·卷十六·痼冷積熱第八》)宋代王懷隱[3]在《太平圣惠方·卷一百》中指出“小兒熱毒風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節頭三壯”。20世紀80年代,周楣聲[4]提出“熱證可灸”后又提出“熱證貴灸”,進一步強調了溫灸在熱性疾病中的應用。

虛性疾病的溫灸治療始于《內經》,“陰陽皆虛,火自當之”(《靈樞·官能》)“陷下則灸之”(《靈樞·經脈》),楊上善[5]進一步闡釋“經絡之中,血氣衰少,故脈陷下也,火氣壯火,宣補經絡,故宜灸也”(《太素·卷八·經脈之一》)。因此,對于虛性疾病來說,無論陰陽還是氣血的虧虛,溫灸都可以達到補益氣血、暢通經脈的作用。后世醫家進一步有所發展,如朱丹溪[6]“大病虛脫,本是陰虛,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補陽,陽生陰長故也”(《丹溪心法·卷一·瘟疫》)。

實性疾病的溫灸也始于《內經》,無論是寒熱之邪,還是有形之積聚,都可以使用溫灸治療。尤其是宋代陳自明《外科精要》記載艾灸治療癰疽,對明清外科醫生使用溫灸產生巨大示范性作用。

盡管艾灸治療涉及寒、熱、虛、實諸證,包括內、外、婦、兒等各科多種疾病,但是這些病癥都存在經絡不通、氣血不暢的共同病理環節。溫灸治療可以概而治之,是由于艾草點燃后的溫熱刺激,具有疏通經絡、理活氣血的作用是其主要作用機制。因此李梴[7]總結有“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郁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醫學入門·內集·卷一·灸法》)。

2 灸效多端,通為機

隨著灸法應用范圍的不斷拓展,對于艾灸治療效應的認識也在逐步積累和加深。艾灸的主要治療效應有:①發汗。如“諸陽為表,表始受病在皮膚之間,故可摩膏火灸,發汗而愈”[8]②溫中散寒。如“臟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素問·異法方宜論》)。③瀉熱。如“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為壯數,次灸橛骨,以年為壯數”(《素問·骨空論》)。④瀉毒散結。如“夫瘡瘍之癥,有諸中必形諸外,在外者引而拔之,在內者疏而下之。灼艾之功甚大……毒氣自然隨火而散”[9]⑤止痛。如“寒氣客于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素問·舉痛論》)。此外,還有疏風、活血、消瘀、利水、消腫、補虛等治療效應。

艾灸的治療效應包括多個方面,概括起來即是疏通經絡、行氣活血、扶正祛邪,體現了“溫通”的作用和特點。其中,借灸火的熱力作用于特定的腧穴或部位,通過經絡的傳導以起到溫通作用是關鍵。故《內經》有“火氣已通,血脈乃行”(《靈樞·刺節真邪》)的論述。關于艾灸溫通作用,古代醫家有相關論述。

如張仲景有“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傷寒論》292條),少陰病脈不至,可用灸法以溫通陽氣而復脈。羅天益[10]《衛生寶鑒·卷八·中風灸法》有“凡治風莫若續命湯,然此可扶持疾病,要收全功,必須火艾為良”,艾灸對于中風患者疏通血脈是關鍵性的治療。故《神灸經綸·卷一·說原》[11]“灸者,溫暖經絡、宣通氣血,使逆者得順,滯者得行”,即艾灸可宣通氣血,防病治病,凡凝澀不通之證皆可灸。由此可知,灸法可借艾火之熱,使氣血運行通暢,正氣得復,邪氣得去,而溫通作用是關鍵。

3 溫通之要,氣血調

《說文解字》釋“灸”為“長久當灼”之意,提示了艾灸治療的操作特點。李時珍《本草綱目》還記載“蘄艾一灸則直透徹,為異也”,即艾灸治療時,艾火的持續作用,可以激發作用腧穴(或部位)局部氣血,并通過疏通經絡,調整全身臟腑功能,從而達到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目的。

艾灸的溫熱刺激,雖然可以產生多個方面和層次的溫通效應,其主要機制是通調十二經脈氣血。這一認識在《內經》中已經被記載:“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針艾,各調其經氣”(《靈樞·經水》),即闡明了艾灸具有通調各經氣血的作用。同時還指出“氣血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而不流,溫則消而去之”(《素問·調經論》),氣血“喜溫而惡寒”的特性,故溫灸治療尤為必需。因此,艾灸治療寒、熱、虛、實諸證,其機制可以歸納為溫通經絡、調暢氣血。

經絡的不通,可以有虛實兩個方面,氣血不足可以導致經絡不暢;氣血瘀滯也可以導致經絡不通。扶正祛邪、調和氣血亦即通經之用也。故高秉鈞[12]《醫學真傳·心腹痛》有“夫通則不痛,理也。但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和血,調血以和氣,通也;下逆者使之上升,中結者使之旁達,亦通也;虛者助之使通,寒者溫之使通,無非通之之法也”。因此,艾灸治療的多種適應證和各種治療效應,都是基于艾灸的溫通作用實現的。

當代學者陳日新提出了熱敏灸,認為針灸治病的精髓是“氣至病所”,艾灸療法針對臨床經絡不通導致的諸多病癥,以高效激發經絡感傳為途徑,開通經絡,疏通經氣運行,達到治本的目的,對于臨床上的常見病、多發病及疑難雜病常能取得立竿見影的神奇療效[13]。

4 溫通之用,強弱與緩急

艾灸的溫通作用,存在強弱和緩急的差異。由于疾病性質的不同,針對不同病癥和病癥的不同階段,艾灸治療的操作方法和量都存在差異,治療效應也各不相同。從艾灸治療的操作和量而言,存在溫通的強與弱,從艾灸治療的效應而言,存在緩與急。

4·1 溫通作用的強與弱

艾灸治療的溫通作用可以有強和弱的不同,即強溫通與弱溫通。一般來說,不同的操作形式意味著溫通作用的強弱不同,如直接著膚灸出現灸瘡和瘢痕,即是強溫通;而艾條溫和灸,局部皮膚至多出現潮紅,即是弱溫通;另外如著膚而不化膿灸、雷火灸的熱力深透、熱敏灸的灸感傳導等,當屬于兩者之間,姑且為中等強度的溫通作用。就臨床應用來說,一般出現有形積聚阻滯經絡的病癥,需要通過直接灸、瘢痕灸等強溫通的作用達到治療目的;出現無形積聚而導致的經絡不暢,可以通過溫和灸等弱溫通的作用達到治療目的。因此,溫通作用的強弱,也是針對不同性質的病癥而設立的。

另外,就艾灸治療的量而言,強溫通作用時選用大艾炷或粗艾條,量多火足;弱溫通作用時選用小艾炷或細艾條,量少溫熱刺激。孫思邈[2]《千金要方·卷二十九·灸例》有“凡言壯數者,若丁壯遇病,病根深篤者,可倍于方數。其人老小羸弱者,可復減半”,經驗性地指出,在溫灸治療中,依據患者的體質和病情,存在艾炷壯數多少的差別,即溫通作用強弱的差異。原文也提示,體質強壯、病情嚴重者每次需要艾炷量多,即強的溫通作用;體質羸弱、病情輕淺者每次需要的艾炷量少,即需要弱的溫通作用。

雖然古代醫生對艾灸溫通作用的強弱沒有直接闡明,但是經驗性的論述不乏相陳。如陳延之《小品方》有“灸得膿壞,風寒乃出;不壞,則病不除也”[14](《醫心方·卷二·灸例法》),以及“欲得安,三里常不干”等,就是強調施灸腧穴要造成局部淺表的化膿性炎性反應,即屬于強溫通之作用。再如《針灸大成》[15]“灸不三分,是謂徒冤,炷務大也。小弱乃小作之……如腹內疝瘕、痃癖、伏梁氣等,須大艾炷”,既指出了艾炷大小意味著艾灸熱力的大小,從而影響艾灸溫通作用的強弱,也提示了不同的患者或疾病需要不同大小的艾炷,即需要不同強弱程度的溫通作用。還可以從楊繼洲的醫案中發現這一實踐,如《針灸大成》記載楊繼洲通過重灸中沖、印堂、合谷等,起到溫通啟閉、祛痰息風作用而治療驚風案:“是歲公子箕川公長愛忽患驚風,勢甚危篤。灸中沖、印堂、合谷等穴,各數十壯,方作聲。若依古法而止灸三五壯,豈能得愈?是當量其病勢之輕重而已。”[15]這里即是增加灸量,以加強溫通開竅作用而達到治愈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使用的麥粒灸、艾炷灸多屬于強溫通的作用,而明清出現的艾卷灸和雷火針等,演繹到目前臨床多使用的艾條溫和灸、隔物灸等,當屬于弱溫通之列。兩者之間的強弱差別,是不容忽視的。承淡安先生曾經依據艾炷的大小、軟硬和壯數的多少,制定了艾灸治療強刺激、中刺激、弱刺激的臨床初步應用標準[16],雖然是就艾炷灸而設的,但對于從臨床理解和認識艾灸溫通作用不無裨益。

4·2 溫通作用的緩與急

艾灸溫通作用存在緩與急的差異。基于“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的治療原則,針對慢性或者急性疾病,艾灸的溫通作用可以對應有緩溫通或者急溫通。灸法專著《扁鵲心書》專有“要知緩急”一節,討論艾灸宜分緩急。一般來說,對于急重癥宜急灸治,對于慢性病宜徐徐而調之。

從古代多用灸法于急救的記載來說,如晉代《肘后備急方》載有卒死、尸厥、卒客忤死、霍亂、中風等28種急癥的灸治方達102首。唐代孫思邈指出“大凡人有卒暴得風,或中時氣,凡百所苦,皆須急灸療”[2](《千金要方·卷二十九·灸例》)“治卒中惡風,心悶煩毒欲死,急灸足大指下橫紋隨年壯,立愈”[2](《千金要方·卷八·諸風》)。迨至南宋聞人耆年[17]編著了我國首部艾灸治療急性病癥的專著——《備急灸法》,并指出“凡倉卒救人者,惟灼灸為第一”。在艾灸治療急性病癥中,溫通作用不僅體現在溫陽救逆固脫方面,也體現了祛風散寒止痛的即時效應。明·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載有用灸法救治卒中、暴厥、陰癥中寒、霍亂已死、陰癥腹痛冷極、破傷風、溺死等急癥。灸法治療急重癥的文獻記載,主要體現了溫灸的急通作用。

此外,古代醫家也在實踐中強調灸法“徐徐而調之”的作用。如明代楊繼洲針灸醫案中多次提到溫灸“徐徐調之”,“辛未夏,刑部王念頤公,患咽嗌之疾,似有核上下于其間,此疾在肺膈,豈藥餌所能愈。東皋徐公推予針之,取膻中、氣海,下取三里二穴,更灸數十壯,徐徐調之而痊”[15]“三郎患面部疾,數載不愈……予針巨髎、合谷等穴,更灸三里,徐徐調之而愈”[15]“徐徐調之”,要求的就不是即時效應和急通,而是累積效應和緩通,這是多數慢性病癥艾灸治療的原則。

一般來說,對于經絡阻滯、氣血不通的急重癥,艾灸治療需要量大火足,產生明顯的即刻效應;對于痰濁瘀滯、氣血不暢的慢性疾病,艾灸治療可以量小火緩、徐徐溫煦,注重積累效應。即:急通者——量大火足,一二次起效——即刻效應——破瘀、逐痰;緩通者——量小火緩,徐徐溫煦之——積累效應——化瘀、化痰。

當代針灸醫生也非常注重艾灸治療的緩急之分,如承淡安先生臨床應用灸法時有這樣的經驗:“凡是屬于亢進性疾患(如疼痛、痙攣等),艾炷宜稍大、壯數宜多;若證候虛弱、功能減退、麻痹不仁、痿弛無力,以小炷而多壯”[16]。謝錫亮[18]也指出:“要掌握灸法技巧,原則是艾炷由小到大、由輕到重。重病重灸,輕病輕灸,急病連續、慢病間隔灸,以患者能耐受為度”。由此可見,在臨床應用艾灸治療時,應當依據患者病情的輕重急慢,針對性地選擇溫通作用的緩或急。

5 小結

艾灸的溫通作用是產生各種效應和治療多種疾病的主要作用機制。按照溫通作用的程度,臨床可以分為強溫通和弱溫通,前者可以在施灸部位出現明顯的組織反應,包括局部化膿等;后者在施灸部位不出現明顯的組織破壞,至多出現紅暈等。按照溫通作用的緩急,臨床還可以分為急溫通和緩溫通,前者要求火足氣至,產生即刻效應,危急病癥尤其需要;后者則要求徐徐調之,注重積累效應,適宜于慢性疾病的治療。總之,艾灸溫通作用的認識,無論對于艾灸的理論探討還是臨床應用,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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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于《中國針灸》2011年第3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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